林木：坐的是我，我后面是哥哥，另一个是八叔。

　　一九九三年四月，我离休后即赶回台湾探亲。阔别了近半个世纪的台湾故乡，已是沧海桑田，一时难以摸着北。我在台北各处转悠，走过中山堂、博物馆、火车站、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校园……这些地方让我的回忆在逐渐升温。有一天，我搭错了车，公交车开过台北桥进入三重市，大街上车水马龙，店铺林立，热闹非凡，我回忆起小时候曾住过三重埔（即三重市）。我赶忙下了车，寻找我家的老地方。不一会儿我找到了警察派出所，半个世纪过去后，这个派出所仍在原来的地方，记得那时我的家就在派出所隔一条巷子的地方。那个巷子还在，可巷子里的房子都已是高楼大厦了。堂弟林文博见到我，给了我一件“礼物”，原来这是他保存很久的我家的老照片。其中有一张是我大约四岁时和八叔。哥哥的合影，对于我来讲没有什么能比这些照片还珍贵的。有了老照片，还寻找到我过去住的三重埔的老地方，童年的往事一幕幕浮现出来。

　　我的童年是在殖民地的台湾渡过的。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出生在“台北市永乐町（现在的迪化街）二丁目五十三番地”，这是户口档案所记载的。我出生后，母亲没有奶水，只能把我送到农村的奶妈家抚养。奶妈家在新庄仔（现在的吉林路北头），是台北市的郊外。不久后，母亲又生了弟弟妹妹，我就由爷爷奶奶照顾，并和爷爷奶奶睡在一起，之后，我的家已搬到台北的三重埔（现在的三重市），是台北桥头对面的一间两层楼式的房屋，隔着一条小巷就是警察派出所。

　　记得从奶妈家回来后，吵着要吃“金瓜”（南瓜）。那时爷爷每天要过桥（台北桥）到台北城里，平时很晚才回来，每次我都要等爷爷回来，即使奶奶催我睡觉，我也要等爷爷回来。有一年的清明，爷爷带我上山给祖坟祭扫，那是在观音山上的林家坟地（乌山仔头）。祭扫后，爷爷指着远处的大海说，海的那边是我们的祖家，是唐山祖家。而“唐山过台湾”是爷爷常讲的故事。说一个男子汉高大魁梧，“站起来像东西塔，躺下来如洛阳桥”，原来说的是泉州开元寺的东西塔和惠安洛阳古桥。那时候，奶奶和母亲讲的是“陈三五娘”“山伯英台”（梁山伯祝英台）的民间故事，他们都爱说“唐山”的故事，而说起日本人，则称他们是“四脚”或“狗仔”。记得外婆说日本人来台湾时，台湾人都逃到山上去躲避，有的人怕婴儿哭叫，暴露人们躲藏的地方，用手蒙住婴儿的嘴巴，结果活活闷死了婴儿。三重埔附近日本人不多，只有派出所里有一二个日本警察，在我的印象中，当时的小孩都很害怕日本人，大人们常用“日本警察来了”吓唬小孩。

　　记得爷爷告诉我，我们是“唐山”人的后代，林家的祖厝在泉州府的晋江西霞，他说他回到过泉州拜了祖厝，他记得家谱的一句长句，说是我们名字的来处，我名字中的“文”字，就来自这句话，爷爷说记得这句话就可以认得宗亲，并且知道自己的辈分，爷爷还要我长大后回到祖家拜祖庙，不要忘记自己是唐山人的后代。

　　在我们的家里，供奉着祖先的神牌，每逢节日或家里大事，都要点烛烧香拜祭神主，家里的供桌总是擦得干干净净，摆放的水果点心等供品没人敢动，其实我们在台湾无论所讲的话或过的节都是唐山（中国）的风俗一模一样。

　　过去的三重埔有一个菜市场，每逢佳节或谁家有了喜事，菜市场旁的小广场里就有歌仔戏、布袋戏在演出，我是布袋戏的戏迷，站在那里观看，有时一看就到深夜。

　　淡水河是台北的一条主要河流，在淡水河畔有一小树林，大人们不让小孩到那里玩，听说那里有人被杀，也有人在那玩水时被淹死。有一次我和八叔、哥哥到小树林玩，看到一条死猫被吊挂在树上，当时我被吓坏了，回家后奶奶骂我们，爷爷要打我们，我们三人怕被打，只能到处跑。

　　那时，八叔得盛和哥哥文英都是小学生，他们要过桥到台北上太平公学校。在殖民统治时，普通台湾人的子弟只能上“公学校”，而日本人和部分有钱有势的台湾人的子弟才能上“小学校”，这在很多台湾人的心里留下不平和不满。

　　奶奶是裹脚的女人，晚上她洗脚时我都爱捏她的脚玩，当时我不理解，一个人好好的脚，非得要裹得变形干什么？奶奶的小脚的脚趾头不仅变了形，还叠在一起，每次洗脚都要泡洗很久。

　　我有两个姐姐。她们很小的时候就给了人家，但家里有事时，都会回来。我很喜欢两个姐姐，和她们在一起玩耍很开心。记得有一次她们回家，正遇上台风，我吵着要上街买东西吃，于是打着雨伞到街口。没想到，猛烈的台风把雨伞给吹跑了，全身被雨淋透哭着回家。奶奶安慰我说，没有把人吹到河里就好了。在台湾，每年都有多次台风和地震，平日里，只要有人喊“地震来了”，大家都会从家里跑出来，连喝酒醉的人都会醒来，跟着大家一起跑。

　　小时候害怕的事很多，有一个邻居死于麻风病（台湾话为“Tai Gou”），全家人都害怕，担心这种病会随着家里煮饭的烟火传播进来。于是都不敢生火煮饭，爷爷只好带我过桥到台北去吃饭，然后再带饭菜回家给其他人吃，直到这个麻风死人“出山”（出葬），全家人才恢复正常的生活。

　　我们家和台湾大多数人家一样，都信仰佛教，也信仰民间的“公妈”。其中印象很深的是城隍爷出来巡城，一路上敲鼓鸣锣好不热闹，奶奶和母亲都跪在门前的地上焚香，我也学着她们跪在地上。一般的日子里，农历的初一和十五家家都要烧香拜佛，妇女们在这天都要吃素。

　　从台北开出的公共汽车经过三重埔，停靠站恰好就在我家附近。小时候孩子们爱追着汽车跑，大家觉得汽车的尾气很好闻，追着汽车跑很有趣。有一次，哥哥拿着石头砸了汽车的玻璃窗就撒腿跑走，驾驶员看到汽车玻璃被砸破，气得大声骂，而且要抓砸玻璃的人。当时围观看热闹的人很多，但大家都没说是谁砸的玻璃。

　　日本统治台湾时，不允许台湾人私宰家畜和私酿米酒，但很多台湾人都悄悄宰杀自己饲养的家畜和酿造米酒。我家的后院养着猪和鸡鸭鹅，由于我家的边上是警察局的派出所，一旦要宰杀这些家畜，就得特别的小心。有一次，家里要宰猪，全家人都很紧张，都不敢大声说话，大家知道如果被日本人知道就会被抓。

　　童年的往事尽管显得零碎，但它又是那样的清晰可见，这些往事上不仅印烙着殖民地台湾人生活的痕迹，也印烙着台湾人对唐山祖家的深情。
　　
　　来源：福建省台联　作者：林木（原福建省台联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