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港”的台湾人,“正宗”的中国人
我81年前出生在祖国宝岛台湾的彰化县城。祖先们代代相传:我们是跟着开台圣王、国姓爷郑成功,从“唐山”过台湾的。“唐山”是老一辈台湾人对大陆祖家的代称,即盛唐江山之谓。绝大多数台湾人的祖先都是从大陆的闽粤两省到台湾开发的,而闽粤祖家人又都是盛唐前后,从中原南迁的,都认同是繁荣昌盛的唐王朝的子民。
郑坚与父母兄弟姐妹的合影。
据父亲口传:我们郑家是从福建省今南安市石井镇渡海入台的,与郑成功是同乡同姓乡亲。先到台湾南部的凤山(今高雄县县城)繁衍了七八代,再北上中台湾的彰化县和美镇开垦。到我父亲时已是十几代老台湾人了。我的四叔公是张克辉的外祖父,他告诉张克辉,我们郑家就是郑成功的后裔。因此,我是“正港”(地道)的“蕃薯仔”(台湾人)世家,也是堂堂正正的“唐山人”(中国人),是周王朝时期开姓始祖郑桓公的子孙后代。
我之所以要唠唠叨叨作这么长的开场白,就因为台湾20多年来经背祖叛宗,连中国人都不认的台独狂人上台当政,把整整一代年轻人的思想意识都搞糊涂了。李登辉的祖先,明明是从福建省永定县去台湾的,李姓是当今中国第一大姓,李姓子民多达一亿多,原是盛唐皇姓,可李登辉就是不认祖宗,硬要说他22岁之前是日本人,叫什么“岩里政男”?而陈水扁明明是从福建省诏安县入台的陈姓人士的子民。其入台始祖先说叫陈乌,后又有人考证叫陈鸟。但不管他陈鸟、陈乌,都是福建省今漳州市“开漳圣王”陈元光的子孙后代。陈元光是盛唐皇帝派他带领数千名官兵开发漳州府的大功臣。陈姓在福建,在台湾,都是第一大姓,也是全中国十大姓之一。陈水扁有这么光耀的祖宗不认,终于由自称的“台湾之子”沦落成过街老鼠的“台湾之耻”。年轻的台湾乡亲们,按咱中国人的文化传统,背祖叛宗可是“大逆不道”的大罪过啊!李登辉、陈水扁都是学不得的坏子孙,他们终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教训,很值得后来人牢牢记取。 二、四代都是旗帜鲜明的祖国派
我父亲在台湾叫郑水河,甲午战败,日本强占台湾九年后出生。上世纪二十年代,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已由武斗转为文斗。我父亲在二十来岁就成为当年最著名的抗日组织“台湾文化协会”的活动分子(已公布的日本警察署编的名单里有郑水河)。我出生的1927年,父亲在彰化城里的一场反日演讲会后,为避日警抓捕,逃离台湾回到大陆福建祖家,继续从事抗日斗争。一九三七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父亲潜回台湾,将一家四口带回闽南。抗日战争前夕,父亲参加过炸厦门日本领事馆的斗争,后成为李友邦将军领导的台湾抗日义勇队的闽南办事处主任。曾多次潜入日军占领的厦门沦陷区做情报工作。抗战胜利后举家搬回台湾。1949年中秋,蒋介石带大批人马逃台,而父亲却判断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海收复台湾而只身离家又潜回大陆。这与当时我姐弟三人都是爱国学生运动的重要活动分子而遭蒋介石特务的追捕,都在大陆参加催生新中国的战斗有关。父亲当时潜回大陆的行为表明他是旗帜鲜明的祖国派,是爱国的民主人士。
我们姐弟三人新中国成立后都长期从事“台盟”、“台联”的专职工作,也是祖国派。第三代有六个人都是“台盟”、“台联”的专职干部,第四代也已有一人成为“台盟”盟员、“台联”的专职干部。这就是我标题说的:“四代都是旗帜鲜明的祖国派”。 三、三姐弟都是催生新中国的急先锋
现在回过头来说说我们亲姐弟三人为催生新中国而战斗的历程。
姐姐郑晶莹是1946年的中共地下党员。1948年轰动全中国的5·20爱国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罢课示威活动,是上海大学生领头的。她当时是在上海的暨南大学学运的急先锋,5·20斗争中被捕入狱并被开除学籍。后来回台教书,又作为共产党嫌犯再度坐牢。回大陆后长期从事祖国统一的工作。离休前是台盟广东省专职副主委、全国政协委员。
二弟郑鸿溪,是1948年的中共地下党员,是1949年台湾“四六”爱国学生运动的骨干,任台湾师范学院(今台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四六”学运中遭通缉而逃回祖国大陆参军。长期在“台盟”中央机关工作,生前是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局长。
郑坚,1945年台湾光复时于台北。
本人1945年春就随父亲参加抗日的台湾义勇队,1946年秋考上台湾光复后第一批升学内地大学公费生,到厦门大学读书后就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并参加中共地下党。1948年是厦门大学学生运动“四人领导小组”成员。1949年春进入福建省闽南游击区。我们的游击队在解放大军南下之前就解放了六个县城。我是永(春)德(化)大(田)县工委书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几代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几十年流血牺牲、艰苦斗争的伟大成果。我们姐弟三人,作为出生在惨遭日本殖民奴役几十年的台湾岛上的中国人、台湾儿女,都成长为祖国派,并为催生新中国奉献了青春,这是在台湾的中华儿女的骄傲。也不愧为民族英雄郑成功的好子孙。 四、在祖国统一的岗位上
郑坚(前排右二)第二次穿上军装。
1950年新春,新中国成立才几个月,我就应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兵团政治部任“台湾干部训练队”的队长。当时全国大陆已基本解放,解放军正“宜将乘勇追穷寇”,准备解放台湾。在上海的第9兵团集中了全军数百台湾干部,成立训练团,而我们已进驻福建的第10兵团,单独成立了“台湾干部训练队”。任务是为解放台湾的部队当向导,做群众联络工作。几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霸据台湾海峡,解放台湾的战斗搁浅。不久我就转业到地方政府部门工作。
1974年春,我已临近半百之年,又应召回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穿上军装,到福建前线广播电台从事对台湾广播。(我18岁第一次穿军装参加台湾抗日义勇队,22岁第二次穿军装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战斗,这次是三穿军装从戎。)
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即今海峡之声电台。当了8年副总编后,1981年夏,中共中央应台湾同胞的期待,决定在首都北京成立《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我作为大陆台湾同胞最多的福建地区的代表,应调到北京参加筹备事宜。1981年底“全国台联”正式成立,我当选为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连任两届副会长。1983年春,在中共中央台办领导的关切下,全国台联创办了《台声杂志》,我参加了筹办并任首任总编辑和首任社长。
郑坚姐弟三人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前排右一为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同志。(徐波/摄影)
在全国台联和《台声杂志》的岗位上,我全身心地投入祖国和平统一的事业,按中央对台方针政策,把希望寄托在台湾乡亲身上,尽心尽力。我作为地道的出生在台湾的中华儿女,对一百多年来经受日本、美国等外国势力影响深重的台湾乡亲,有特别强烈的自己当家做主人的“出头天”愿望,可能有多一分的理解和关切。所以,在对台工作中常常提出一些被认为是“超前”的观点或创意,许多建议被采纳落实为对台政策措施,如近年来陆续出台的惠台利民政策。偶尔也吃过苦头,如1984年冬在《台声杂志》撰文《一国两制,台人治台?》,讨论在一国两制下,“港人治港”,“台人能不能治台”?当时一度被人诬有“台独思想”,差一点丢了“乌纱帽”。幸好很快就得到有关领导的正确对待。回首在革命和建设工作岗位上,为祖国、为台湾乡亲奉献的四十个艰辛春秋,无悔无愧! 五、和台湾乡亲心心相印,为祖国的统一永葆青春!
离开工作岗位欢度晚年匆匆20年过去了!这20年正是台独分裂势力上台执政,祖国统一大业处于最艰险的“高危期”,作为“正港”的台湾人和“正宗”的中国人,作为代代相传的“祖国派”,作为终生奉献祖国统一大业的台湾子民,怎能不关切?回首离岗后这20年,自觉为祖国统一付出的心血,丝毫不逊于在岗之时。我特别痛恨背祖叛宗的亲日皇民派,痛恨明明是卖身投靠外国反华势力的汉奸、台奸,连中国人都不认的民族败类,却自诩是在“爱台湾”。而这一百多年来,既热爱祖国也热爱台湾的祖国派,却被诬为“卖台”,真是颠倒是非,天理不容。想起百年来为台湾回归祖国而牺牲了的数十万台湾乡亲,如果不把背祖叛宗的台独狂人赶下台,并将他们送上历史的断头台,实在死不能瞑目。
今年春暖花开的时节,岛内的乡亲们终于把台独狂人赶下了台,从而结束了近60年来台湾海峡两岸同胞兄弟长期处于紧张敌对的可悲态势,迎来了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互利双赢,共同繁荣的大好新局。多数的台湾乡亲,经过长期磨难,吸取沉痛教训,终于认同了两岸同胞兄弟携手合作,共同打拼才会赢的理念,也就是认清了两岸同胞兄弟唯有手牵手“共同出头天”,才是当家做主人的正确道路!
郑坚在央视《百家姓》栏目中讲述“唐山过台湾”的故事。(徐波/摄影)
此时此刻,我这个几代人都为台湾回归祖国和祖国统一富强而奋斗的祖国派,年过八旬的台籍老者,心宽多了。但是,我对岛内还有许多乡亲,至今对台湾人应该如何“出头天”,怎样才能真正出头天仍然迷惑不解,也仍十分的关切。我非常理解他们长期受外国殖民者欺侮,长期受专制独裁者欺压而形成的“亚细亚孤儿”的心情。因为我自己的青春年华就是在与日、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独裁者斗争中度过的。在此,我想引古人一句名言和台湾乡亲相勉:“顺时势者昌,逆时势者亡”。当今祖国已昌盛起来了!今日中国已跻身世界强国之林,已不是昔日美、日帝国列强可任意侵略欺压的东亚病夫,中美日之间已进入合作则共赢,斗争则两败俱伤的新局。在台湾岛内,也时过境迁,多数台湾人用选票送上台的国民党马英九当局,也已非昔日的专制独裁统治者;缠斗80年(从1927年国共分裂开始)的国共内战终于走到尽头,迎来了国共合作共荣的新时代。因此,我期盼岛内的乡亲们都团结起来成为祖国派,两岸中国人“共同出头天”,共同当家做主人!
台湾的祖国派万岁! 郑 坚 2008年10月25日于北京 (郑坚:台湾彰化人。原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第6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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