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别故乡47载，
　同窗好友共饮酒，
　　
　风景依稀似往年，
　回忆当年意气昂。
　　
　废园龙眼留根痕，
　故乡沧海变桑田，
　却有杨桃满枝头。
　更觉人心变了样。
　　
　别时弟妹尚幼小，
　多年心愿已了却，
　　
　现已头白孙满堂。
　不知何年再归去。
　　
　慈母双眼已失明，
　心泰身宁是归处，
　　
　默念神明保我回。
　故乡何独在台湾？

　　　　——《故乡的印象》黄幸

　　黄幸从1948年因“二·二八”起义远走他乡，这一别竟已过去了60年。回想这离别故乡的日子，不免让人有种岁月悠悠、弹指一挥的感叹。

　　1924年，黄幸出生在台湾省台南县大内乡大内村，祖父一辈从澎湖来台南开拓生活，经营着一间不大的药铺。身为家中7个孩子中的老大，黄幸颇得家人的疼爱，在他的记忆中，幼年时外祖父常常在家中的小院里教他打拳，嘴里说家乡话勉励他好好学习，虽然岁月流转了半个多世纪，但想起往事，似乎就象发生在昨天。

　　1947年，“二·二八”起义时，黄幸刚满23岁，那时的他还是台湾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全家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了他的身上。国民党当局来台后时局混乱，让年轻的黄幸急切的想寻求一种新的生活。在此时，他从在“二·二八”前后结识的台湾大学同窗蔡同智、蔡瑞钦等一些进步青年那里得知，早在日据时期，一些不甘生存在日本“皇民化”威权下的的本土人士如陈泗治牧师、后来的台湾大学教授杨云萍及台湾大学医学院学生何斌、郭璓碂等人为了抵抗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在台湾进行的“皇民化”运动，保持台湾本土的风俗习惯而筹建“协志会”，在这里黄幸接触了革命书籍《论持久战》等。在这些进步书籍和人士的影响下，黄幸开始对未来有了新的期盼。也对当时海峡的对面有了无限的向往。

　　随着“二·二八”起义遭到血腥镇压，台湾社会一片白色恐怖，苦闷的社会环境让年轻的黄幸愈加向往祖国大陆的广阔天地。1948年，国民党当局在本岛招录工科毕业生前往大陆工作，得知这一消息后黄幸欣然报名参加。经过考试，最终被当时的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录用，被派往上海闽行通用机械制造工厂工作。同年10月，在基隆港，几位同窗好友来为黄幸送行，彼此约定当他在上海安定好时再相见。当时这些不过20多岁的年轻人都认为再次相见不过只是一两年的光景，可是又会有谁想到这一别竟是近50载！当他们再相见时，彼此早已是鬓发斑白。

　　初到上海的黄幸，连普通话都说不好，在蔡子民、周青等台湾同乡帮助下，他开始学习普通话、了解祖国大陆、了解革命运动。在上海的日子，生活是紧凑的。黄幸也慢慢了解了工人运动，社会运动，知道了什么是革命。在工厂工作期间，黄幸看到国民党疯狂的变卖工厂的机器，担任工厂领导的国民党官员生活骄奢，这些都让他更加看清了国民党的没落。随着局势的转换，国民党当局撤台前夕暗中策划炸掉工厂，黄幸和其他一些进步青年组成“护厂队”保护工厂设施，最终迎来解放上海的时刻。在上海的同乡们谈论着时政，等待着全国的早日解放，回到家乡台湾，去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故乡。

　　在上海解放之初，黄幸还和家人、同学保持着联系，然而不久后通信便中断了。当最后一封信从上海闵行发出后便再也没了家人和同学的消息。虽然心里急切的盼望能有家人的消息，但是现实又是如此残酷。那时的黄幸如同当时所有在祖国大陆的台湾乡亲一样，期盼着全国解放后便可以早日回到故乡。然而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让他对家的思念从此深深的埋藏在了心底。

　　对家的思念转化成对早日解放家乡台湾的期盼。随着1949年4月《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发出，党中央为解放台湾准备干部，开始筹备第三野战军各兵团台训团。同年8月，华东军区台训团第九兵团在上海成立，黄幸也正式参军入伍。

　　在九兵团台训团的日子里，年轻的黄幸不仅丰富了阅历，增长了不少见识，也让他第一次接触到完全不同于一切剥削阶级军队和旧式军队的人民军队。尽管在台训团的日子里生活是艰苦的，睡地铺、上课坐背包、蹲在墙边吃饭、吃着黑面馒头，但对曾经接触过日本军队、国民党军队并在日本殖民统治、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下生活过的黄幸来说，台训团的生活是新鲜的，这也让他从一个懵懂的青年成长为一名革命军人。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上世纪80年代。经历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后的大陆，正焕发着勃勃生机。此时黄幸身在美国的三弟，从海外媒体获悉了祖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消息。那一刻，埋藏在心中几十年的希望，再一次被点燃了。随即他动笔写下了寻找大哥黄幸的第一封家书。失去音信几十年，唯一的线索就是当年大哥黄幸从上海闽行发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他尝试着写下当年大哥在上海闵行的地址，还特意在信封的背面写上，“如无此人，请看到信件的人拆开此信”。 信中简要的说明了自己的哥哥曾经在此地址工作，希望看到此信的人帮助寻找。信发出去了，急切的心在期盼。或是冥冥中一家人对团圆的渴望，此时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使馆工作人员的黄幸心中也想着能尽快联系到台湾的家人。一条海峡将黄幸与家人分隔两岸40多年，对家怎么能不思念哪？父母好吗？弟弟妹妹们好吗？这些都让他深深牵挂。

　　或许就是上天的恩赐，看到这封信的人很快就把信件转交给了上海同乡会，很快在驻日使馆工作的黄幸便收到了这封辗转而来的家信。看着家信，黄幸怎么也没有想到，40多年后竟在异国他乡收到了弟弟的家信。虽然信中没有更多的问候，也只是试探性的寻找，但这毕竟是相隔了40多年，期盼了40多年的音信啊！随即黄幸拿起笔写了和家人分别40多年后的第一封家书。不久后黄幸就收到了弟弟的来信，弟弟的信中写道：“在40年后，终又能取得联络，知道我们都平安，这一奇缘，靠许多人的好意帮忙才能实现，我感激得流泪。母亲老了，听到你的消息，相信将会是她老人家一生里最重要的可庆幸的事。直到1980年父亲去世前，常提及要我设法去找你的下落。那一段时间他很惦记你，常同他的老友谈论起你！父亲的一个朋友偷听从大陆对台湾的广播中无意听到你在大陆已经成家，有两个孩子，便连忙安慰父亲。此后父亲对你一直放心不下，去世前都期盼着能见到你。”分别了40年，当终于有了家人的音信，父亲却已经逝世，他没能在世时亲眼看一看儿子的家书。

　　1986年7月，黄幸有机会赴美进行学术交流，台湾家中的二弟、大妹得知后也参加赴美旅行，同身在美国的三弟一起与他见面。见到三位亲人，让黄幸很是激动，了却了多年的心愿。与二弟、大妹、三弟彻夜的长谈，故乡往事、家人近况、家乡变化都让黄幸期盼着有那么一天可以回到家乡，见一见离别40多年的老母亲，看一看家乡的变化。1987年至1990年，黄幸再次赴日担任使馆参赞，其间三弟又特意从美国赶来看望他，兄弟二人见面时总有说不完的话。

　　1991年回国后的黄幸从工作岗位上离休，离休后的黄幸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回到故乡看一看家乡的亲人。1995年，在多次努力之下获准回乡，当他踏上故乡的土地，心中不免感叹：47年了，回家这心底深处最大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还有什么比心这一愿的实现更能让人激动的哪？

　　当黄幸回到老家，双眼早已失明的母亲拉着他的手，口中默念道：“孩子，上苍保佑你回来了！”这一刻，他泪如雨下。离别故乡时，母亲在黄幸的记忆中，身体很瘦小，但是说话声音很响亮，记忆力很好。而如今分别后再见到母亲时，她却已无法仔细看看分别47年后儿子的面容。那一次返回故乡见到母亲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黄幸漫步在家中的老宅中，虽然已经过去了40多载，然而祖屋没有更多的改变，家里的药铺早已不再经营，屋内的格局却依旧未变。小时的记忆，和眼前的景象相互重叠，似乎回眸间一切就像昨天刚刚发生过的一样。一回到家乡，当年就读台南二中的同窗好友得知他回乡，纷纷前往看望、拜访，与同窗好友在一起时，黄幸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意气昂扬的青春少年时代。

　　1998年，当黄幸再次返回故乡时，正巧赶上台湾地区“三合一选举”，而这一次也让黄幸记忆深刻。台湾选举变成了一种闹剧，每每临近选举都充满着无休止的作秀与炒作。而当黄幸静下心来细细阅读这些大选议题，也更让他感到台湾选举充满了无尽的抹黑与混乱。
　　2000年的夏天，从家人的电话中，黄幸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家人期盼作为家中长子的黄幸能尽快回乡料理母亲的后事，然而台湾当局手续繁琐，直到母亲下葬3个月以后才得以批准，料理后事变成了回乡扫墓。

　　母亲在黄幸的记忆中一直都很坚强，而且非常热心，有着大慈大悲的胸怀。她不仅把几个弟弟妹妹拉扯长大，连亲戚家的孩子也都一起照顾，此后弟弟妹妹的孩子也都由母亲一手带大。母亲去世前得知黄幸的两个儿子要去日本求学，从不多的积蓄中拿出200万日元给两个还未曾见过面的孙子。每每和我讲到关于记忆中的母亲，看到黄幸眼中掠过的是无限伤感。

　　当问及是否后悔当年决意来到祖国大陆而同家人分别了40多载没能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时，黄幸说，自古忠孝难两全，为了“大家”而舍弃“小家”对他来说是值得的。虽然历经“二·二八”之后留在台湾也未尝不可，但是面对当时台湾社会的白色恐怖，早已让黄幸下定决心去追寻新生活的足迹。

　　
从1995年到1998年再到2000年，每一次回到故乡都让黄幸感慨万千，初次回乡时见到家人的欣喜；二次回乡时对台湾大选乱局的担忧；到2000年回乡时感受到乡亲们对祖国大陆的了解比前两次又更深了一些，这些都让他铭刻于心。

　　今年是黄幸回到祖国大陆60年，虽然如今的他已是人到暮年，但常以“不改初衷，与时俱进”、“壮志不已，耕耘不缀”来勉励自己。他依旧关心两岸问题、依旧关心着故乡的人和事。

　　台湾是故乡，黄幸出生在那里，然而青年时又离开了那里。北京也是故乡，是他在其后的人生中生活最久的地方。黄幸说，只有祖国强大了，故乡台湾才能有未来。如今台湾经济已经倒退了很多，这终究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如今我们正站在一个新的起点，胡锦涛总书记的十七大报告让我们这些在大陆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老台胞很欣慰。我们更要紧紧抓住当前的发展机遇，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这是大局。而台湾问题只能、而且必能在推进这一过程中开辟解决的渠道并得到解决。
　　
　　（来源：《台声杂志》2008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