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号‘清国奴’反对帝国战争，辱骂光荣的征兵制，还有什么资格当帝国军人？……”话音未落，野村春水伍长的铁拳头又无情地雨点般打到我的脸颊上。我脸上已经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从嘴角流出几道血丝，被野村追打得退缩到“总务室”柜台边上。瘦弱苍老的野村，穿着一身新发的现役军人服装，一对新领章上的一条细长黄杆和一颗银星，十分耀眼，他是刚从学校的总务——预备役上等兵应征补充为现役的新伍长。我在学校参加各项运动，马拉松还是全校第六名，代表全校参加过全台湾学生运动会，练得一身好筋骨，心想至少能打得过这条皮包骨头的哈巴狗。可是转而又一想，在他的背后可有一群“特高”（注 ）、宪兵，是专整台湾人的。于是只得忍着剧烈的疼痛，咽进那难于忍受的辱骂声。“像你这样的非国民是皇民的渣子！和你那逃往‘支那’去的父亲一模一样，一身反骨，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野村已经是上气不接下气，还是一股劲打个不停。又找不到什么语言，只顾唱老调子。“你明目张胆地反对圣战，不仅是皇民的渣子，也是我们淡水中学的耻辱。明天就开除你这个‘清国奴’！”他几乎使出最后剩下的微力，咬牙切齿扳青着脸孔，左右手一齐开弓，朝着我的整个脸庞不分处所地挥拳打来。实在打得精疲力竭了，这才恶狠狠地怒吼一声：“明天给我交上悔过书来！还不快滚开！”回眸忆昔，家仇民族恨，莫忘那被歧视、压迫的“二等国民”历史。

　　1944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太平洋战争，进入了转折期，盟军从防御转入了全面大反攻，中国大陆的抗日战场更是掀起全民的游击战，使得日本无法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只得大肆征召预备役军人重返军营。这还不够支撑，又将眼光注入学生，先是征召一、二年级大学生及高等学校的学生为“干部候补生”，承诺入营一年则为现役准尉，再过半年升少尉；还精挑16至18岁的在校生为“航空兵”，组成“神风特攻队”，匆促急训半年后，一上战场则为少尉，装着炸弹，只带去程不带回程的汽油，肉膊美军舰艇，为军国主义当炮灰。就这样远远抵不上庞大的侵略战场之急需，就先召台湾人的壮丁未进过中学者为“军夫”，随军搬运军需、筑工事，学过医的则征召为“军医”，不发枪只配军刀、享受军官待遇的“嘱托”，更不用说日本人16至22岁的适龄青少年除了“病夫”，一个不漏地全民皆兵。“铳后”（后方）的妇女都穿起束脚马裤，老人挖防空洞、筑机场，带钢盔，全国进入“战时态势”。随着“梭罗门群岛惨败”“塞班岛玉碎”，战火逼近，准备“冲绳玉碎”，才于1944年夏颁发政令，在台湾也实施征兵制，征召“二等国民”入营，媒体还大肆宣嚣这是台湾人不同于朝鲜人，已誉为皇民，与“内地人”（泛称日本人）一视同仁，而朝鲜人就还没有这“福份”；双管齐下同时发动了从中国姓名改为日本姓名的“改姓名、皇民化”运动。

　　于是首先从中学里已届18岁者，全员体检，无病、健康、不奇矮者全体征召入营。当年我15周岁半，在淡水中学刚升三年级不久，住学校外大路南侧面向观音山美景的“行寮”宿舍。寮长洪怀略、副寮长廖平山、江海泳三人是四、五年级应届毕业生，（从5年制改为4年制，一起毕业两届），全属“体检优者”，首批“光荣应征”入营，全寮后辈悉数“送行”，照下纪念照（如附图）。本人为第三排右端站立者（当时原名为李锡恺），左旁带眼镜者为表哥谢恢朗（四年级），第二排中央立者为胞弟李锡光（二年级），第二排右端跪立者为同盖一条被的好友谢明章（同年级、不同班）。这第一批台湾人服兵役入营后，从二等兵当起，劳役、兵役艰苦，继之召考“干部候补生”时，有的人觉得既然非当兵不可，同样危险，倒不如应考“干部候补生”，轻松待遇好，但必须是改为日本姓名者，如此，一时也成为适龄台湾青年的选择。

　　这第一批入营者走后，一月紧似一月，我们学校教室全部被占用为高射炮兵军营，课桌拼作行军床，林间教室、操场绿荫下布满高射炮（因为学校为总督府所在地台北市的喉口部位又属淡水镇的制高地，军事要塞），习惯由最高年级学生轮番持军训用仿真枪值勤看守校门的，改上野战军荷枪真刀把门。比我高年级的连谢恢朗（原是体检未通过）都最后于当年年底一个不拉征召入营。此后不到半年，本年级的比我早出生半年的都于1945年3月应征入伍。因为我是12月6日出生，按日本的征兵惯例年龄起算以12月1日为一个年度，我和谢明章都被算到下一年度年龄，全年级四个班182名，仅剩下十几人。可整天被叫去为有坂校长日本人挖防空壕，每天配给一两米、全月半斤肉、半斤蛋、一两油，几乎每天以酱油当菜，拉白薯叶充饥（白薯都是配给品，不许任意吃）。但心想总比被拉去当炮灰、为不义之战无畏牺牲的好比天壤之别，幸运得多，翘首数着倒霉的战争何时了。

　　好景不长，1945年4月惯例的春假取消，升入四年级，7月更不放暑假，非常时期，顾不得兵役政令所规定的“学徒兵”以16周岁为准，四年级余下不多的全员签来“召集令状”（实为学校的“配属将校”现役中尉羽矢签令——他于战局紧张，台湾实行征兵制之后分配来的现役少尉，半年后就升为中尉，反倒从一开始就指挥原来预备役的教官衣笠上尉），还把三年级年龄大的都签列入征召对象，其中就有前台盟中央主席蔡子民之二弟蔡庆欣（我父亲李伟光结拜兄弟蔡渊腾之三子，即现彰化县二林镇农会总干事蔡世杰之父）。
二战末期，学生已留校不多，我们又是同乡，都住到一起，1945年八月上旬末训导员野村宣读八月二十二日报到入营的“召集令状”并训话。当晚，心想美丽校园可供我们赏景的时间不多了，今生今世能剩有几何，遂约同为被“召集待入营”的蔡庆欣一起逛游夜幕校园，都无比伤感愤懑。漫步到宁静的“忠寮”人行道上，往日的家仇民族恨在这一步步走近绝境的时刻，顿时心中的怒火竭力喷发，习惯地以日语说出：“野村这家伙说什么光荣入营不入营的，眼看战火都烧到台湾、日本本土来了，败局已定，才叫我们这些以往辱没为二等国民的去充当炮灰。”话音未落，没想到说到曹操，曹操到，从宿舍外墙墙垠树丛中蹦出来的，正是训导员野村本人。当即不由分说，一个重拳飞到我的脸颊，我差一点歪倒在地。随后，怒斥道叫我去总务室。因为他明知帝国主义的末日已来临，逼人太甚，在夜间无声无息地被我们俩协手干掉，不是不可能的。于是有了如本文刊头叙述的历史一幕。

　　苍天有眼，再晚一星期，我就要在衣领别上一颗黄星的红板襟章，被迫当上情不愿心不甘地为不共戴天的仇人、亡我民族的敌人去当兵卖命，留下千古恨还不算，更料不到后来的人生里，政治运动中多加一条“罪状”——当过侵略中国的日本兵。1945年8月15日，终于迎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二战结束，我的人生、历史又重新改写。有关详情，有意者请参阅敝人近日出版的抒情回忆录“一个台湾人”，这里恕不熬述。

　　改姓名“皇民化运动”也罢，台湾实施征兵制“不再差别待遇”也罢，迄今甚至还有人妄称“台湾人愿当日本兵”，实属帝国主义者临终的鬼把戏，垂死的挣扎。

　　一析台湾人改姓名“皇民化运动”。日本殖民统治者为了掩盖其以往歧视台湾人为“二等国民”的鬼蜮伎俩，假惺惺地抛出从不分你我，先从社会贤达、“保正”（保长）以上人士、以及全体公务人员，改用日本姓名。一时间，为了饭碗、为了不引起统治者的疑惑，“特高”横行时机在那匡匡里的人哪个敢不从？但仍然是敷衍了事总想方设法留下中国祖根。譬如我母亲娘家的表叔公谢悦，时任彰化县万兴小学的校长（战后担任二林小学校长），就在原姓上加一个“与”字，成为“与谢”名悦就保留不动。这样还能以日语念出来，又不忘本。其长女原名为谢清香改为“与谢清子”（是我们淡水中学隔壁淡水高等女学校高两级的先辈），其妹谢清操就干脆仅加一个“与”字为与谢操，仍为地道的日语，其二哥文郁则加两字去一字为与谢郁夫，总不忘本又能应付得过去。又如我的姨父叶植庭，虽不属公务员但为彰化县鹿港镇的名流士绅又是留学日本内地的大医师，统治者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他不得不忍辱加了一个“山”字，日语又念得过去，名就索性不动。如此处置，报上传开了，依序画胡芦者不乏。日本殖民统治者的如意算盘未能兑现，反而引起了台湾人民尊祖颂宗不忘本的朴素感情，于是不再强行初期的人人改姓名、颁发“国语之家”的皇民化运动，以免走过场，弄巧成绌。

　　就拿上述“行寮”壮行的照片人头总数42人中仅有3人改名为日本姓名，却均带有原姓“管”、“田”、“宫”（龚），而在我们同年级的182名（如附表）中无一人改为日本姓名，惟两名本来就是日本人原名。可见当年的改姓名皇民化运动，仅不过就是勾惑民众送台湾青年去为以往一直骑在自己头上的异族殖民主义者当炮灰的诱饵而已，是日本殖民统治已趋衰退，末日来临的先兆。

　　记取历史不该是延续历史的悲剧，倒是如今台海的局势处于关键性的时刻，莫忘历史上的“二等国民”悲惨往事，就是吕秀莲都不得不说出心里话——“台湾想独立也是不可能”的，其实不是投靠美国，就是投靠日本。识时务者为俊杰。还是两岸携起手来，“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是实际。（注：本文为节选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