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我的父亲是“客家人”，母亲是“河洛人”（闽南人），为此，从我有记忆的5岁起，我的兄弟姐妹们就习惯成自然，用客家话、闽南话这种特有的混合双音带与父母亲、外公外婆、大伯、叔叔这样交谈。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了它对台湾长达五十年的野蛮殖民统治，台湾光复了，我们的家从苗栗乡下搬到了繁荣的大港口高雄，爸爸开启了一家“东海贸易行”，从翌年的1946年就与厦门做起了第一笔生意，父亲也许是第一个与大陆通商的台湾人，从那年起，我就成天的做着梦，梦着父母亲把我们兄弟姐妹带回到那我们老祖宗出生的祖地，一直被我们台湾人称为“唐山”的那个神秘的有条巨龙的家乡。
然而，1947年年初一场意外的大事发生了，台湾群众因不满国民党的贪污腐败，专制独裁和高压统治，爆发了惊动世界的流血事件，台湾人的梦破灭了，爸爸妈妈的心也碎了，一天我从学校放课回家途中，被西北雨（骤雨）淋得满身湿透跑回家时，看见父亲一个人喝着闷酒，我永远不能忘记当时爸爸以几乎哀嚎又悲凉甚至是绝望的口气对我说，“孩子，爸这辈子是回不去唐山了，你还小，长大了有机会一定要回去哦！” 经过三十七年风雨和沧桑，当年听父亲说要回去，要回去唐山才算了了一件心事的七岁孩子，已经四十四岁，成为有妻，有三个孩子的爸爸了。 1984年，我与妻张金凤不顾生命的危险带着还年幼的三个孩子，冲破了台湾当局极其恐怖的军事戒严令和封锁，克服重重困难，最后在政府驻外机构的热情帮助下，终于才回到了我们祖祖辈辈，魂牵梦萦的这块黄土大地。
1984年，我们一家人回来时正赶上改革开放、热火朝天、翻天覆地的浪潮中，祖国九百六十五万公里土地上到处充满着勃勃生机和喜人的大好形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开放和宏伟的现代化，使亿亿万万的中国百姓，彻底摆脱了封闭贫穷、落后的窘境！身为一个台归人士，我兴奋得把自己亲身所看到的、体验和感触到的情况，透过各种渠道让在台湾和海外的亲人、友人和所有的乡亲真实了解大陆的真相和新面貌。
1987年的11月下旬，台湾当局在两岸人民、在社会舆论强大的诉求和压力下，终于解除了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军事戒严令”，横在两岸的坚冰开始融化、松动。从1988年的春节前夕，我在台湾的亲友一批又一批绕从香港、或日本第三地偷偷地进入大陆北京来看望我们。说起1987年台湾当局刚开始解严时，虽然宣布说据于人道，台湾国民党老兵可以返回过去被称为“匪区”的大陆探亲，后来又进一步允许台胞去大陆旅游，但那时候来大陆看望我们的亲友却对国民党政府心存很多顾虑，因此都化整为零，对外说是要到香港或日本去旅游，而实际是相约好在第三地集合后，惶惶恐恐紧张兮兮进入曾被恐吓妖魔化了五十年之久的所谓“中共匪区”。记得那个时候，他们说在北京偶尔看到五星红旗还紧张得手心发冷，我们这些亲友现在谈起当年的事，都还常禁不住对当年自己的多虑无知当成笑话来自嘲。
1994年2月28日，我突然接到了来自台湾三哥打来的电话说，母亲病危，要我急速回台北去。然由于台湾当局种种刁难，没能即时成行，后来听大姐说，母亲临终前还唸着说，在北京的阿业（我的小名）和金凤怎么还没回来？慈母是于3月19日含着遗憾的泪水走了，永远走了。大哥一家人及表哥、表姐、姐夫、外甥他们送完殡后，相继回去在美国、巴西、日本的侨居地，而焦急如焚的我们迟至两个月后才拿到台当局的入境批文，我与妻金凤匆匆赶回台北后在二哥、三哥、五弟、大姐和三个妹妹陪同下直奔下葬在苗栗明德水库水环山抱一处小山丘上的慈母墓地。身为人子的我，不能在慈母临终前见她最后一面，并为她送终，想来是我一生感到最痛心最无奈也是最大的遗憾。
午夜，从墓地回到台北永和秀朗路的大姐家时，很意外又惊讶的发现大哥带着侄子（忠翰）站在巷口，慈母的逝去及十年的两地分离，我们不由万分感慨，悲从中来，大哥紧紧拥抱着我，兄弟俩放声大哭一场。原来大哥一家人为慈母送完殡后就回美国加州去了，后来听说我和金凤被台湾当局最后放行后，他竟然再度跨越重洋返回台湾，为了就是想见见远在北京的四弟和弟媳金凤。
兄弟情谊深似海，天各一方独徘徊，
待到相聚重逢日，为母垂泪到天明。
我想虽然我们兄弟俩远隔重洋身居东西二地，但手足的亲情是没有任何人为障碍可阻隔的。
1994年回到台湾我生长的故乡时，已时隔十年的台湾亲人友人和乡亲早已纷纷奔走相告，多少的思念，多少的牵绊，这些亲友对于从北京回到台湾故里的我们洋溢着一股浓郁的，很特别的感人肺腑的乡情和格外温馨的一种亲切感。
台湾人的热情好客早已享有盛美誉，在台湾逗留的两个月期间，我的大姐充当我的临时秘书兼总管，大姐把所有亲友的邀宴一一有序排到日程表上，从此我们就出席了总共八十九场令人激动、头昏目眩、兴奋不已绝极为热情又惨烈的战斗。 台北的晶华饭店、海霸王、国宾饭店、老饕、天厨、华西街夜市、福华酒店、圆山大饭店……都留下了台湾亲友们给我们盛情招待的身影。
我在台湾曾从事二十年的电影摄影及导演的工作，台湾的电影工作者绝大部分是以自由影艺者的身份参与电影创作工作，而属于台当局所谓的“中央电影制片厂”跟我们这些自由影艺工作者可说是互不相干，河水不犯井水。然而1987年台湾当局解除“戒严令”后，过去享有官方特权，老以为高人一等的某些大导演也不得不放下身段与独立制片的自由影艺者有了来往。88年后和90年代，就曾联合组团来过北京上海访问过，当然我以电影同行兼台湾乡亲的身份接待过他们，这些同行中有宋存寿、丁善玺、白景瑞、林清介、张蜀生、张鸿义、陈昆厚、徐天荣、林福地、李行等四十几名导演。
1994年我返台时，台湾中央电影制片厂厂长林鸿钟先生就派人把我们夫妻俩接到士林外双溪制片厂去参观及宴请，受他们的要求，我把大陆的影视情况和电影市场的前景和发展以及一般的影片制作成本和大陆电影观众的口味及宣传发行等情况逐一的介绍给台湾的同行，我想这对于之后的两岸三地电影合作的交流是取得了一定促进作用，而让我没料到的是，自我离开台湾后在大陆的电影拍摄情况，他们也都投以相当大的关注，比如对我当年在大陆所导演的《夜行货车》《望春风》《恶狼与天使》等，以低成本制作，创下当年大陆最高票房的纪录，就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和羡慕。
我想，这是我返台为母奔丧、探亲访友之外的意外收获，因为我们都是同行又是乡亲的关系，这些台湾影视界的朋友非常乐意并同意我对今日的中国大陆实际情况的分析。我说由于祖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功，国家的综合实力迅速提高，老百姓也享受了前所没有好日子，有十三亿人口的宠大的市场商机使今天中国被国际社会公认为最重要的世界三大强国之一的事实，说真的，我很乐意的看到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影视界的朋友，络绎不绝穿梭于两岸，并得到很好的发展。由于两岸文化的密切交流，也使得过去压在台湾人身上不幸的那沉重的历史包袱被逐渐的消失。
我的父亲生前于1937年曾留学于日本东京一所“东方摄影艺术学校”，在台北的五十年代，一位身担台湾中国摄影（沙龙）学会会长的郎静山先生就曾亲自拜访过我父亲（谢锦传，号云峰）。然已事隔了半个世纪之后，我在台期间参加我二哥谢震隆的摄影展，偶然幸会了当时已年高103岁的台湾摄影泰斗郎静山大师，当他知道我是谢锦传的四公子，并已定居在大陆时，他老人家显得格外的高兴，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你不愧是云峰大师的儿子，你有远见，有胆识，听说你84年就全家搬到了北京了真好真好，现在大陆开放后，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我们中国人全都有福啦！”当时我就热情邀请他（郎静山先生是江苏淮阴人），有空时一定到内地走走，到时我会全程陪伴，郎静山先生当即高兴地点头，说，“一定要回去，一定要回去看看！”然非常惋惜，翌年的1995年，台湾传来郎大师的恶讯，对大师的逝世我表示无限的哀悼和追思。
台湾“TAA汽车冷气”游先生夫妇，是我们在台湾真正称得上老朋友中最老的朋友，游夫人与我妻都是台北新店的乡亲，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同窗同学，直至大学才分道扬镳。1960年，游先生和夫人结婚时，我妻子张金凤还是她的伴娘，她们俩人形同姐妹，而我们两家可说也做了一辈子超过五十多年的朋友！1984年回归大陆时，因深怕连累他们，迫于无奈我们只好黯然不告而别。1985年，在北京定居后的第二年，文化部有位李晓宁同志说要到美国去考察，我当即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请晓宁同志帮我们在美国东西两岸纽约和旧金山的华侨日报上，刊载“寻人启事”的广告。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在美国有生意来往，并留下了北京的电话和地址，没料到那位晓宁同志还没回到北京，我们就惊喜地收到了游先生和夫人从美国打来的电话，真是应了那句中国老话，“有缘千里来相会”从话筒中，传来的他们两夫妻阵阵的欢笑和哭泣声，游夫人还一直叨念着，“感谢佛祖保佑！菩萨显灵！”他们都是虔诚的佛光山的信徒，也是东吴大学的校董。
之后从85年到87年底的三年，游先生夫妇与我们的联系都是他们经由日本、澳大利亚、美国时通话的。因为当时台湾还在“军事戒严”，顾虑到我们的通话会被台湾情治单位窃听，而不得已采取这样的办法。1987年底台湾当局宣布解严后，游先生夫妇当年就是带着五、六十个员工浩浩荡荡经第三地区到北京来探望我们一家人的第一波的台湾亲友团。
光阴如梭，1994 年，我们返台时的第二天，他们就把我们接到中坜工业区TAA的工厂去，当时游先生夫妇正在苦恼是否要跟进“台湾中华汽车”到福州福清的“东南汽车城”投资设厂的事而犹豫不决。坦白讲，对于电影我是专业，对于汽车工业我可就是门外汉，既然他们要我提提意见，我就以消费者的身份角度说出我的想法。第一，我说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初期没有一个人看好美国的肯德基和麦当劳在中国能够生存，因为普遍认为以中国家庭的每个月平均收入不到一百五十元人民币的水平，他们根本吃不起这种东西。但是事实证明，他们先前的估计全都错了。第二，我说早在1984年，德国的大众汽车就成功地与上海汽车合作，生产了“上海桑塔纳”汽车，可以说在十几亿中国的市场占了先机，后来事实的证明也是如此！我说如果你们不早点在这庞大的汽车市场卡位，我想将来可能会后悔，没想到我的简单几句话，加强了后来他们的决策。1996年在进入福清“东南汽车城”的投资，至今的2008年，他们的业绩越来越有进展，我想这应感谢佛祖对他们的引导和保佑，所结的善果，善哉！善哉!
在离台前所剩余的半个月，在大姐和小孙子的陪伴下，我与妻决定在台湾做一次环岛巡礼，一路从台北出发，经由桃园、新竹、苗栗到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看望年事已高的亲友，然后接着到高雄路竹乡探望我的大妹子和妹夫一家，在她舒适的农村小别墅待了两天后，由我妹夫一路驾车把我送往台湾最尾端的屏东“垦丁公园”，在风景宜人的民宿稍事休息一天后，就一路风尘仆仆地赶往住在台东的二叔家。此行想看望二叔是我最大的心愿之一，父亲有四个兄弟，两位姐姐，但如今父亲的兄弟姐妹还健在人间的只剩下父亲的幺弟，锦堂二叔了。听说我们要从台北来看他老人家，我堂哥说二叔和叔母天还没亮就早早地把藤椅搬到路旁，伸长脖子一直盯住在远远的拐角处的路口，一望再望，直到午后我们的车子终于出现在他的眼前。
那个晚上，老泪纵横的锦堂二叔把他们四个儿女、两个媳妇全喊到了身边，诉说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故事。二叔说，从小他命苦，因为我的祖父当年听信了一位江湖算命师的话，说二叔他的八字不好，会尅了我祖父母的命，因此二叔在四岁时就被送给了远在台东的王姓的烟农家做养子。这个事，被父亲知道后（二叔说父亲当年也就只有十五岁）就瞒着祖父母，竟然一个人从苗栗来到了比天边还远的台东，在没人发现下，连夜背起二叔就跑，经过四天五夜的苦行，听说在途中，父亲仅有的一点盘缠早已用完，一路上是靠着向好心人乞求吃的喝的，两个孩子才没有饿死在回家途中。说到这，锦堂二叔伤心地大哭起来。二叔说，两个一大一小的兄弟当时又脏又臭，简直就像叫花子一样，连祖父母都认不出他们兄弟俩，可是没料到的是，当父亲把二叔背回家，刚进了家门口，就被祖父用藤条狠狠毒打一顿，虽然祖母苦苦哀求祖父，但一向重诺言、守信义、顽固的祖父还是把锦堂二叔送返给台东那个王家烟农。说到这二叔与爸爸悲伤的往事，我与妻子、堂哥堂姐们都抱成一团，大哭不已。
二叔说，后来你父亲常常时不时就跑到老远的台东来看二叔还买一些好吃，好玩的给他。二叔说，过了好几年后，你父亲从日本留学回来时，还特地帮二叔买了两套上等的西装料、一双皮鞋，还有礼帽、领带、手绢、手套、衬衫等礼物，说是留给二叔他结婚时派上用场的。
在二叔家待了二天后，是我们不能不向他们一家人告辞的时候了，已经是八十多岁的二叔和叔母，无论我怎么劝告，都坚持要送我们到台东车站去，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二老竟然在列车开动前爬上车厢，一路从台东把我们送到花莲的瑞穗站，才依依不舍下了车，向我们挥手告别，折返台东去。看着二叔他们离去的背影，我这才把强忍的泪水流了下来，父亲早逝，二叔一直就待我如儿子，那么关心和疼我。
时间飞快，台湾当局所批的两个月奔丧探亲的期限已经临近，虽然根据他们的规定，我们可以再提出延期一个月的申请，但此时我与妻都挂念着北京我们温暖的家，还有那三个想我们的孩子。离台前我们分别向我大哥、二哥、大姐、三哥、五弟及三个姐妹一一道别，妻子金凤最疼她的六个哥哥和嫂嫂，连同她从小就送人作养女的一个大姐，全都出席为我们送行，令我们特别过意不去的是金凤她的长兄张炆进，当时已经因脑瘤开刀、住院，命在旦夕，听说我们隔日就要回北京，他竟然不顾危险从长庚医院溜了出来，她兄长们对她感情之深令我内心深处触动不已难以忘怀。
6月28日那天，我们告别了台湾所有亲友，我们满载着他们所有人的关心、祝福和浓浓爱意离开了我们的故乡美丽的宝岛，回到了北京我一直眷恋的家。
作者简介：
谢雨辰，1940年生于台湾苗栗，中国著名电影导演。
谢雨辰是一位在台湾本土成长起来的导演，他对台湾现实社会有着切实的感受和思考，他把台湾乡土文化与中华文化精髓连结起来，一滴水珠融入大海，为两岸思想文化的互相了解互相渗透作出了积极地探索和追求。
1966年在台湾从影，先搞摄影，拍了六十多部影片，后当导演，执导过十六部影片，在台湾电影界具有一定影响。
1984年由台湾回到祖国大陆定居，成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特邀导演。曾当选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5年担任影片《夜行货车》的改编和导演。这部影片是根据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的同名中篇小说改编的。它通过对台湾某跨国公司中的几个中国职员对待生活的不同态度的描写，揭示了台湾商业社会里人们的思想、情感以及一些人的心理变态，真切地反映了八十年代台湾的现实生活。谢雨辰出色地把原作中浓烈的台湾乡土气息表现出来，成为沟通海峡两岸人们的思想的一座桥梁。
1987年担任影片《望春风》的编导和导演。该片的风格清新朴实，人物塑造生动自然，导演功力可见一斑。
1992年担任影片《烈火恩怨》的导演。这部影片是根据谢雨辰自己创作的小说改编而成的，反映的是一个有关家族仇杀的故事。谢雨辰再次赋予影片清新的乡土气息，情节曲折新奇，富有生活情趣，人物刻画细腻深刻，饱含真情。影片对台湾社会中的伦理道德规范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和探讨。具有一定的社会现实意义，同时影片在电影化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艺术成就，标志着谢雨辰创作上的又一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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