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甲子不足泯灭历史。上世纪40年代末，“二·二八事件”的血腥气味还未散去，以台湾师范大学为主体，联合台湾大学发起的要求提高公费待遇以“反饥饿斗争”、“救苦、救难、救饥荒”为主的学生运动确再次爆发。1949年4月6日，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宪特，武装包围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大动干戈，捕去数百人，一时轰动台湾岛内外，成为继“二·二八”之后的一大惨案，史称为“四·六”事件。成立于1948年秋天的台湾大学“麦浪”歌咏队与“四·六事件”的前后发生有着密切相关。成为属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页。

　　林木，原名林文达，曾就读台湾大学历史系，“麦浪”歌咏队成队员，“四·六事件亲历者。在纪念“四·六事件”60周年前夕，老台胞林木向记者讲述了，发生在60年前的那场台湾青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

　　（一）

　　1947年的夏天，时年18岁的林木报考台湾大学，确未能如愿。尽管这个意外对他打击不小，但依旧进入台湾师范学院先修班准备明年再考台大。林老说，“‘二·二八’起义是台湾人民反对国民党腐败统治，要求民主、自治的一次伟大的爱国群众运动。起义虽然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台湾人民并没有屈服，斗争仍在继续。国民党当局贪污腐败，巧取豪夺，依然如故，而且每况愈下。这样，广大台湾人民与国民党当局的矛盾，不仅没有缓和，而且愈演愈烈。虽然‘二·二八’当时我不在台湾，在北平也参加台湾同乡会的抗议活动。回到台湾后所见所闻，台湾老百姓一片怨恨。”

　　1948年夏天，林木通过一年的勤学，考取了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学院也由先修班毕业转入本科。“当时，我还考取了台湾省政府办的升学大陆大学（自费生），分配在北京大学。当时我在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学院和北京大学之中，选择了台湾大学历史系。”此时的祖国大陆内战硝烟弥漫，而在台湾虽然没有战争的硝烟，但社会气氛确异常沉闷。祖国大陆青年学生的“三反”运动也在感召着台湾的青年学子们，此时在台大、台湾师院中的这些勤学、关怀社会、富有正义感并热心时政的青年中民主思潮开始涌动。“当时除了不少祖国大陆的学生在台大与师院就读，当时在台湾还有不少知识份子都有社会主义的素朴理想，很多人对台湾光复后，对国民党当局的治理失去信心而对共产党寻求精神寄托者，而此时祖国大陆的学生运动也引发了台湾青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思潮。”

　　不少知识份子都有社会主义的素朴理想，很多人对台湾光复后，对国民党当局的治理失去信心而对共产党寻求精神寄托者，而此时祖国大陆的学生运动也引发了台湾青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思潮。”

　　（二）

　　 经过“二·二八”洗礼的台湾青年学生，是台湾社会的先进分子和中坚力量。他们嫉恶如仇，最富于反抗精神，台湾人民在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反对黑暗统治的斗争传统，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

　　1948年秋天，在台湾大学原黄河合唱团基础上“麦浪”歌咏队成立。虽然当时在台湾大学校园中，不乏各种学生社团，而“麦浪”歌咏队确是其中最为活跃的一个社团。日据时期，台湾同胞只能唱日本歌，却不能唱中国歌曲。光复后，各种西方音乐又涌向台湾。然而，台湾人民所渴望的，却是了解和欣赏祖国的歌。歌咏队中聚集着来自各个院系的同学，平时聚在一起学习练唱大陆的民谣民歌、学生歌曲、抗战歌曲等。刚刚入学不久的林木，在“麦浪”歌咏队队长陈钱潮的推荐下开始参加“麦浪”歌咏队的活动。“记得第一次听‘麦浪’歌咏队唱《祖国大合唱》，歌词里面有一句‘暴风雨狂嚣的声音在全国到处怒吼！中国的人民不愿再做奴隶，人民要永远做中国的主人’。我当时激动不已，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都渴望做自己主人的日子早日到来。民歌民谣朴实无华，是人民痛苦的诉说，对于当时我们这些在日据时期听着日本歌曲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无疑冲击着我们的思绪。当时我们唱了很多祖国大陆和台湾的民谣，像《在那遥远的地方》、《康定情歌》、《半个月亮》、《苦命的苗家》、《马车夫之歌》……”

　　这个时期，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学院的校园内异常活跃，学生们不仅在社会上办夜校，出刊物，还组织剧团演出，两校的学生活动传入社会，给当时相当窒息的社会环境，带来了一点生气，犹如春风乍起，吹绉一池春水。此时的“麦浪”歌咏队显得更加活跃，1948年12月底连续三天在台北中山堂为台大学生自治会联合会筹募师生福利基金。“当时‘麦浪’在台北中山堂演出三晚的歌谣舞蹈晚会，坐无虚席。舞台两旁挂着‘从民间中来，到民间中去’的两幅标语，格外引人注目。”那时少年林木的并不懂得“从民间中来，到民间中去。”这句话的涵义，直到此后辗转来到祖国大陆，才知道这句话就是来源于此。而这句话也成为林老后半生的座右铭，一直影响着他。“凝聚台湾同胞同心同德地为祖国统一大业共同奋斗，是台联会工作的重心。这就更要求台联的每个干部都把‘民间’放在心中。无视台湾人的心态，怎么能争取人心？”

　　（三）

　　1949年1月至2月，“麦浪”歌咏队利用寒假期间南下台中、台南、高雄等地演出，所到之处，场场爆满，盛况空前。
　　这年春节， 林木回到嘉义老家同祖母一起过年。大年初三就赶到台中市，为“麦浪”歌咏队联系演出地点。为了使演出更有感染力，他和同学们找到台湾著名作家杨逵，请他帮助。“我们当时拜访杨逵先生的家，简陋的日式房屋，几乎没有什么摆设，生活是清苦的，但我们得到了杨逵、叶陶夫妇的热情接待。他们赞扬大学生走出校园，关怀社会。从演出地点、住宿到报章上介绍‘麦浪’等，都得到杨逵先生的帮助。‘麦浪、麦浪、麦成浪，救苦、救难、就饥荒’这是杨逵先生对‘麦浪’的评语。杨逵先生还建议演出中增加台湾民歌《补破网》，由于我们没有人会唱，由他的长子杨资崩和另一位同学许肇峰上台演唱。”

　　在台中的三场演出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如一位台湾诗人曾说过的，“‘麦浪’唱出了广大台胞对伟大祖国的真挚感情，唱出了他们对民主自由的渴望和对光明前途的憧憬。”面对“麦浪”三场演出获得好评，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派人跟踪到台中，直窜演出后台，要查户口，要查演出许可证以此相威胁。在台南，杨逵怕这些娃娃们“失踪”，便也搬到庙里来陪住。“尽管我们在台中没有遇到暗算，但确被警告说，‘到此为止，高雄不许去!’当时我们这些学生年轻气盛，那里管得他们允许不允许，依旧到高雄演出，但最终因为警察看管的太紧而没能演成。”对于“麦浪”在台中三场演出的成功，林老说道，“‘麦浪歌咏队’在台中演出获得好评，实在地说，同杨逵先生的热情帮助是分不开的，我至今仍不能忘怀。”此后林老因“四·六事件”远离故乡，其间杨逵因草拟《和平宣言》也因“四·六事件”被捕入狱，直到1961年出狱，前后被关押12年之久，1985年2月因病逝世。直到1993年春天，林木回到阔别了44年的故乡，才得已到位于桃园资生花园的杨逵、叶陶夫妇遗像前凭吊。

　　（四）

　　1949年3月20日，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的两位同学因骑单车载人，而遭警察无理殴打留置警局。两校同学闻讯愤愤不平，五、六百人连夜结队前往肇事的台北市第四警察分局问罪，捣毁分局，扣留分局长和总局督察长。“我在新生南路学生宿舍里听到有人喊‘学生被抓了’。台大、师院两个学生说是违反交通规则，挨警察抓打、扣留。大伙急忙沿着新生南路向大安警察分局冲去。我到时，大安分局已被台大、师院的学生团团围住，有代表与分局的局长交涉。被扣学生是放出来了，但学生代表要求台北市警察局长来道歉，后来台北市警察局长派来自称是督察长的，深夜了，学生们把督察长、分局长簇拥着“请”到新生南路学生宿舍。第二天，台大、师院两校学生一致决议罢课，两校学生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反对法西斯迫害，我们要民主’，‘反对内战，我们要和平’的口号。因为游行的人数众多，台北警察总局局长被迫在局前广场当中向学生赔礼道歉，答应保障学生人权。当时，广场周围无数市民围观，无不拍手称快。同学们还散发《告台湾同胞书》，在街头演讲，揭露警察的暴行。”

　　3月下旬，台北市大、中学校决定成立学生联合会。3月29日青年节，台北市学联在台大法学院操场举行盛大的营火晚会，宣布学联成立。台大、师院以及师院附中等中等学校近千名学生参加，台南工学院、台中农学院也派学生代表赴会。大会以争取生存权利，反对饥饿和迫害，要求民主自由相号召，台湾首次出现了规模空前的学生大联合。学生们的举动震惊了国民党当局，“三·二九”前后即不断传出当局要抓捕学生的风声，恐怖气氛笼罩着校园。“当时我们毕竟都年轻的学生，尽管不断传出要抓捕学生的风声，但并未吓倒‘麦浪’歌咏队的同学们，大家还幽默的把“一个人唱歌多寂寞、多寂寞，一群人唱歌多快活、多快活”的歌词改成“一个人被捕多寂寞、多寂寞，一群人被捕多快活、多快活”来唱。

　　4月初，台湾省主席陈诚自南京返回台湾，面对大陆战事的颓势，衔命整肃后方台湾。于是白色恐怖开始袭来。

　　（五）

　　恐怖气氛同当时的形势背景是分不开的。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国军”大败，12月21日新华电台公布战犯名单；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国军”又大败，1月31日北平解放，长江以北已多是解放区，解放军已经长驱直入饮马长江。局势的动荡也影响着台大学生的生活和思绪。形势是国民党在大陆吃败仗，却在台湾加紧控制。

　　4月5日傍晚，几个特务企图绑架了台湾师范学院新选出的学生会主席周慎源。“当时，到公园路上，周慎源挣脱跳下三轮车大声呼救特务绑架，公园路台大学生宿舍里的学生闻讯冲出来救出周慎源，特务见学生人多势众，开了枪落慌而逃。当晚，两校学生会紧急部署防止特务的袭击。新生南路的台大学生宿舍也做了一些措施，如遇特务袭击就以敲打脸盆呼救，大家往脸盆的敲打声那里去抢救；清理物品，把那些容易被扣上罪证的书刊清理；拆下房间的门牌，让特务搞不清……”

　　6日凌晨，大批军警宪特包围了台大、师院及各宿舍，如临大敌。“6日早上，我们从隔壁房传来的敲墙声中醒过来，从玻璃窗往外看，外面下着小雨，草场那头的武装军警已形成对宿舍的全面包围。”军警闯入新生南路的台大学生宿舍，点名要捕人。学生为了掩护被列入黑名单的同学，与军警展开智斗，籍口要吃早饭，集合到食堂。“我们到食堂吃早饭时，有的学生提出来饭后留下，待饭后学生们嚷开了：‘我们要自由’、‘我们要上课’……当有人提出冲出去时，陈钱潮第一个从宿舍过道冲向大门，而军警见状即朝他开枪，两三个军警向陈钱潮抓住就打，最终被捕。冲是冲不出去的，学生们又回到食堂，一个军警头子进来说，只要交出名单上的人就可以去上课。许多人与之辩论，要求自由、要求上课，宁可被捕也不愿交出名单上的同学。”当学生们离开食堂回宿舍房间时，有的特务拿着照片在指认。陆续有些同学被捕，有的同学明知自己被抓错，二话没说就走，为的就是保护“黑名单”上的同学。“捉了假的，跑了真的，制造新的”也成为当时讥讽当局的流行顺口溜。

　　当局封闭了师院，宣布学生逐个重新登记入学。两校师生于4月7日立即组织了“四·六事件”营救委员会，并发出《告全国同胞书》，谴责国民党当局反动暴行，呼吁各界主持正义。一时社会舆论哗然，两校正直教授员工也为同学效力声援，赴监狱慰问被捕学生，当时任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是一位有担当的了不起的教育家，他也为营救因“四·六事件”而被捕的学生尽了力。迫于舆论压力，当局不得不于4月11日撤退包围两校的武装，释放大部学生。然而此后，仍有几十名学生被长期监禁，其中更有被无辜杀害的。

　　“四·六事件”后，“麦浪”歌咏队被迫解散。5月1日，台湾全省户口大检查，台湾当局加强控制的力度，5月13日， 林木在同学的帮助下绕过军警的检查，登上了民生轮离别了故乡前往祖国大陆。从此台湾进入了白色恐怖时期。林老说，“‘四·六’事件是台湾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光荣记录。它是当时全国不断高涨的规模广大的学生爱国运动的一个部份，同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联系在一起。2001年1月，台湾当局为尘封了半个世纪的“四·六事件”公开道歉，因“四·六事件”而受难的同学得以平反，历史真相得以还原。如今走过了一甲子的岁月，另林老更加感怀那段青春岁月。林老说，当年爱国民主的情怀，到如今走出“四·六事件”的历史阴影，推动两岸和平发展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