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社会经济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些成绩的取得，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得益于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解放，如果没有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就没有中国改革开放的今天。作为一名居住在祖国大陆的台湾省籍同胞，亲身经历和感受到这一思想路线转变所带来的恩惠。

　　我出生在福建的漳州，父亲是个医生，是台湾南投县人，母亲是台湾云林县西螺人。父亲在台湾因为受“二、二八”事件牵连，不得不离开台湾到漳州行医。从我出生起“台湾”这个名字就一直伴随着我成长，但它也让我尝尽了苦辣酸甜。

　　当我在摇篮的时候妈妈就经常给我唱台湾的民谣《天黑黑》、《补渔网》、《雨夜花》、《望春风》等，至今这些歌曲的旋律还一直在我的记忆里。

　　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经常听到隔壁的小玩伴炫耀自己的爷爷和奶奶，看到他们依偎在爷爷、奶奶怀里的那种安全和幸福感，我很羡慕。有一天我问妈妈“为什么我没有爷爷、奶奶呢”妈妈说：“有，我们是从台湾来的，你的爷爷和奶奶在台湾。”我说：“那你们，为什么不带我去台湾看爷爷和奶奶？”妈妈说：“你还小不懂事，等台湾解放了，爸爸妈妈带你回台湾找你爷爷奶奶。”从此我知道我的家乡在台湾，我的爷爷奶奶在台湾。

　　记得在我八岁那年的春节，街坊邻居都在做年糕，买年货，一片浓厚的过节气氛，可是我们家却冷冷清清的，一点过节的样子都没有。三十晚上围炉的时候，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唯独缺少爸爸。我问妈妈“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吃饭？”，不问还好，一问妈妈、姐姐们都哭了，我不知所措，傻看着她们哭，妈妈说：“没你的事，吃饭吧。”后来长大我才知道那年父亲没有回来围炉的原因：当时公安部门在清理外来的人口，发现我们家从台湾迁来，就把我父亲隔离起来进行审查，并怀疑父亲与台湾还有联系，有特务嫌疑。那年父亲被关了二个多月，因为没有什么证据才放出来，但是有关部门对父亲的嫌疑与内控一直没有放松过，直至改革开放。从那以后，我们全家好象一下子变得低人一等，邻居、朋友用异样眼光看着我们，一向开朗的父亲也变得很压抑，做事谨小慎微，也不敢大声说话。我的哥哥和姐姐也因为爸爸的历史问题遭受一些不公正的待遇。

　　1966年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大陆，整个社会处在于动乱之中，街上时常看到有被挂牌、戴高帽游街的走资派、右派分子和一些地、富、反、坏分子。虽然我那时才十一、二岁，但也感觉到家里的气氛很不正常，父母整天惶惶不可终日，经常和哥哥、姐姐他们在商量一些什么。我因为年纪还小，也不以为然，整天跟着一些伙伴到街上看热闹。终于在一天的半夜，我们家突然响起激烈的敲门声，当我醒来的时候，看到家里站着十几个带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只听到一个领头的红卫兵指着父亲说，“我们是漳州市红卫兵总指挥部的红卫兵，奉命对你们家实行抄家破‘四旧’，有什么金、银、财、宝，封、资、修的东西都要拿出来，否则我们就要动手了。”那人一边说，这边的一些红卫兵就开始动手，不停的翻箱倒柜，砸东西，我吓得躲在母亲怀里，浑身颤抖。

　　这次的抄家，红卫兵在我们家整整呆了一星期，全家人被关在一个房间里不能出来，三餐由我去食堂打，整个家的地板被挖地三尺，值钱的东西被没收，一般的东西被砸坏。

　　一天早上红卫兵把我叫去，问我们家里还有没有黄金等东西，我说我不知道，他们就扇了我两个耳光，说我说假话，并拿来绳子把我的手绑起来，叫我站在一个砖头上不能动，也不知站了多久，我受不了，就蹲下来，一个红卫兵看到了，就朝我的屁股狠狠的踢了一脚，我整个人往前翻了一翻，我大声哭了起来，这时住我们家隔壁的一个老阿婆看到了，便对红卫兵说：“他还是一个孩子，你们怎么能够打他，太不象话了。”红卫兵看到邻居人说话了才把绳子松开。

　　抄家结束后，我又去上学，也不知道谁把我们家被抄的事给说了，班上几个比较大的同学围着我嘲笑，讽刺，我受不了就回几句，他们围过来就打，还大声叫喊“打死这个台湾仔”，很多看热闹的人也来顺手“牵羊”。我带着满脸青一块、红一块的伤痕回到家里，爸爸妈妈看到我被打的脸肿鼻青，抱着我直哭，妈妈指着爸爸的鼻子骂着：“都是你害的，叫你不要来大陆你偏要来，你看他们今后怎么做人？”
确实在以后的日子里，生活道路坎坷、不公正的打击接连不断。上初中时要参加红卫兵组织说你是台湾人有特务嫌疑不行，要升学高中说你父亲有历史问题也不行、要参军更不用说，只好到处做临时工，拖板车，种树、到建筑工地搬运木材、砖瓦等，直至75年父亲退休补员到卫生院工作。

　　我的人生转折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父亲的历史问题被平反，强加在他头上的嫌疑被推倒，压在我们家头上的烟云终于被驱散，党的光辉重照我家。

　　1983年全国台联为了培养台籍干部在北京师范大学开办台籍班，给因文革而失学的台籍子女有一个重新学习的机会，我有幸在激烈的考试竞争中被录取成为一名北师大的大学生。

　　我很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学习生活，也只有党的改革开放才有我们台籍青年重新上学的机会，只有读好书，掌握科学知识才能够更好的为祖国服务，报效党的培养。在读书期间我除认真学习外，还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抱着一种试探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没想到我的申请竟得到党组织的重视，把我列为考察对象，并在毕业前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毕业以后我很快就被转为国家干部，并调入中共漳州市芗城区委办工作，开始了我的从政生活。

　　随着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进一步解放，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两岸的开放往来，前来大陆投资的台商日益增多，中央开始重视对台的经贸交往工作。漳州是台湾同胞的重要祖籍地，每年有大批的台胞回到漳州寻根祭祖、观光考察。组织上考虑到我是台籍干部，与台胞、台商有“乡亲”关系，善于沟通，便于工作，调我到对台部门工作，并委于重任。到台办工作后，我如鱼得水，专长得到发挥，很快就和台胞们打成一片，我带着同是“老乡”感情，热情为他们服务，认真为他们排忧解难，受到他们的好评和信赖，他们也把我当成自家人，有什么事情都乐意找我咨询和商量。虽然现在我已经是台联的会长了，但是很多台商还是叫我“炜哥”，他们说这样叫比较亲切。1999年我回台湾探亲，很多台胞、台商知道了都争先来接我去他们家玩，把我当成他们家的亲戚。在和他们的亲朋好友的接触中，大家都不知道我是大陆来的共产党干部，彼此交流自然、投机。相处熟悉后他们大胆地向我诉说了对大陆的一些意见和看法，我也很认真听，能够释疑解惑的，当场释疑解惑，不能解答的就把它带回来，提供给中央做参考。

　　漳州与台湾的神源关系很密切，台湾又是一个对民间信仰很热衷的地方，刚开放台胞到大陆探亲时，很多台胞带着神像到漳州寻根问祖，有些干部群众不理解，认为这是搞封建迷信。他们认为：我们这边在教育、制止群众搞封建迷信，你们却让他们（台胞）抱着神像到处跑，这不是矛盾，我们怎么做工作？抵触很大。我就认真做大家的工作，要求大家要解放思想，信仰是他们的自由，他们会来说明他们有认祖的思想，他们要来认祖归宗有什么不好，关键是我们自己不搞迷信就好，后来事实证明漳台两地民间信仰的交流在遏制“台独”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我接待的台胞和接触的台湾亲戚中，大家都希望两岸和平不希望战争，搞“台独”的人毕竟是少数，这是我听到的最基层民众的声音，虽然他们对统一还有一些疑虑，但是随着两岸的不断交流，互信不断的提升，这个问题会得到认同的。现在台湾大部分人（包括一些绿色的民众）对祖国大陆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都给予高度肯定。我的一个外甥可以说是民进党的激进支持者，我邀请他到大陆走一趟后，对我说：“如果大陆再这样继续的发展下去，两岸的统一是有可能的。”一个绿色民进党人会讲这话，说明他并没有排除统一的可能，所以我说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发展和进步，它也将给两岸带来最终的统一。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大法宝。这是我们党对30年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当前，继续解放思想与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统一体。继续解放思想，是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思想基础和前提；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是继续解放思想的根本目的和落脚点。同样，在两岸的问题上我们也要继续解放思想，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才能促进两岸的和谐；改革开放、科学发展取得更大的成效，两岸统一的事就会水到渠成，这也是解放思想的目的。

 作者：漳州市台联会长　 陈正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