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三十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的生活也发生了有目共睹的变化，农村变化之快，是我始料未及的，我家乡的变化更是令人难以置信，我只想说说发生在我身边的点滴真实故事。

　　我生活在农村。爸爸是个台湾人，在大陆工作，我家就是地地道道台籍家属了。在那个颠倒是非的年代，有海外关系的家庭，日子并不是很好过，更不要说有台湾关系了。因为爸爸是台胞的缘故，我们一家人多少都会受到冲击，干什么事情都得小心翼翼，忍气吞声过日子，生活过的很艰辛。

　　那是八十年代初，随着叶剑英委员长的《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大陆和台湾开始出现解冻的迹象，两岸同胞纷纷通过各种渠道进行秘密接触，比如书信，邮寄包裹等等。有台湾私人邮局或旅行社通过香港，寄一些钱物过来，大陆老百姓很高兴，认为台湾那边日子很好过，很羡慕有台湾或新加坡的戚属人家，逢年过节经常有那边寄过来的钱物，来贴补生活，日子过得滋滋润润的。那时姑娘挑选婆家，流行一句话“有番选番，无番拣台湾”，有台湾或新加坡戚属的人家，就成为姑娘的首选。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台湾那边就给我家捎来一台21吋的大彩电，不仅全家人乐坏了，就连周围邻居都很羡慕。因为那时农民刚从十年的文革浩劫当中过来，刚刚从生产队的大锅饭解脱出来，实现分田到户，就靠耕种几亩土地来维持生计，刚刚能够吃饱饭，有一点钱就去买化肥农药，添置更新一点农具，准备投入生产，希望来年有个好收成。农民刚从穷苦的日子过来，连衣服都舍不得买，穿得破破烂烂的，哪有钱去购买家用电器？新加坡寄过来的旧衣服，成为当时人们追逐的时髦服饰；新加坡寄过来的桶装的饼干、奶粉，成为那时孩子们最想吃的东西。那时年轻人结婚，时髦追求的家用电器“四大件”就是：凤凰牌自行车、蝴蝶牌的缝纫机、钟山牌手表、红灯牌收音机。记得早些时候，我家一个远房叔叔有一个新加坡亲戚，给他寄来一辆凤凰牌自行车，那时候很多年轻人就经常去向他借自行车学骑，他也很大方，只要自己没用，谁来借他都会借给人家用，慢慢的他在村里的名声就很响，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好人。那时我很羡慕他，心里想要是我家也有一辆自行车该多好，我上学时候就可以骑车，不用走那么长的路了。

　　我家有了一台大彩电，对当时的农民来说，那简直就好似天方夜谭。全村就我家这个彩电，大家感到好奇，每当夜幕来临，周围邻居家的小孩，就成群结队到我家看电视，都说节目很好看；后来，大人忙完农活，没事干，也纷纷来我家看电视，慢慢的，家里容不下那么多人，只好把电视搬到院子里，放在一张大桌子上，凳子不够坐，乡亲们就自带凳子。到后来，因为放映电视连续剧，就像公演电影一样，半个村庄的乡亲都到我家里来看电视，真是盛况空前。我那时心里感觉很得意也很自豪。

　　可是，没想到，到现在，我们村庄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了大彩电，那些靠劳动致富起来的农民，种芦笋出口赚外汇，很多还盖起了三层楼，而且都有一两台大电视。上了年纪的老人喜欢看潮剧，那一招一式，让他们着迷；年轻人看不懂，嫌节奏慢，唱腔听不懂，他们喜欢看别的节目，这样就会出现两代人甚至三代人争抢看一台电视机。现在农民富起来了，干脆就再买一台大彩电，一家人就不用为争抢电视机而闹不愉快。不仅全村家家户户基本上实现“新四件”：彩电、冰箱、摩托车、洗衣机，而且都用上电话、手机，有的家庭也装备上电脑，有了自己的农用车、小汽车，物质生活和城里没有多大差别。

　　乡亲们晚上拥到我家看电视的热闹情景，已经成为我脑海里的美好记忆。家乡那点滴的印象，构成我们这一代人目睹三十年改革变化的最直接的记录。

　　农村变化之快，是我始料未及的。农村变化之快，让我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