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商林先生在厦门岛外某村承包农地种植龙眼，后遇政府征地叫停。在土地赔偿费上，当地村委会不顾当初签订的协议，坐地起价，台商因此告上法庭，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最近，经庭外调解，林先生讨回了应得的青苗费差额。

　　1997年，林先生来到大陆，曾经在厦门一家科技企业当总经理。因为父亲原来是台湾青果社的社员，自己又是农学专业毕业，因此，经人介绍，林先生在集美后溪镇某村承租了22.5亩的土地，并委托当地生产组的组长帮忙照看。当时，林先生与村委会签了一份详细的协议：除了写明每亩地每年承租费900元外，其中还有一条明确写着“若遇到国家需要征用土地，则土地补偿费归农民，青苗费归承租人。”

　　从1997年到2006年，林先生在承租的土地上种植改良龙眼，因为一直在试验新品种，收成并不多。这期间，林先生本人也结束了在科技企业的工作，返回台湾，承租土地仍由村生产组组长照看。

　　到了2006年，市政府发出征地公告称，因厦门新的火车站开建，需要征用这块地。林先生的龙眼种植只能叫停，而这时，恰恰就到了赔偿的时候。当地村委会以农民不愿意将地继续租给林先生为由要中断合同。2006年4月，林先生从台湾过来讨论赔偿事宜，到了村子，他才发现土地原来是被征用的，他还有应得的青苗费赔偿。按照协议规定换算，林先生所承租的22.5亩土地，每亩地的青苗费应为3万元，而当地村委会只答应赔1万元。双方就这样扯来扯去，一直僵持不下。

　　林先生当初在承租这块地时，曾经向台盟厦门市委顾问曾雄咨询，并得到了曾雄的协助。因此，遇到了难题的林先生在2006年底找到曾雄，请求帮忙协调。

　　曾雄随林先生一起到了后垵村，双方商量后，村委会“让步”说最多每亩只能给1.5万元。

　　“我们就跟他讲，当初双方有签协议，这是受法律保护的，没有道理来扣除。”曾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就这样，对方此后一直推诿。有时候，村委会打电话给林先生，叫他过去商量。但是，等林先生真过去了，谈不上一两句，对方就绕开话题，不谈。当时，林先生的母亲得了重病，父亲身体也不好，他在厦门、台湾两头跑，实在经不起这折腾，因此将事情全权委托曾雄处理。

　　曾雄在此后跑了多趟村子，双方在不断的协调中达成共识———2007年底，村委会一次性付给林先生49万元。但是，对方后来只付了30万，说过完年再付剩下的19万。

　　“结果，过完年后，对方只答应给9万。他们还说了，你们可以上法院去告。”曾雄说。同时，曾雄也得到了林先生的授权，由他替林先生来打官司。

　　于是，在今年初，曾雄将对方告上了法院，提出索赔37.5万元。

　　“是这样计算的，”曾雄说，“既然已经告上法庭了，22.5亩地，每亩每年3万元，就要67.5万元，扣除已先付的30万，还有37.5万。”

　　这个价钱显然比当初说的一次性付清49万元、至今还欠19万元高多了，对方因此提出进行庭外调解。后来在开庭的前一天，双方达成共识———对方付给林先生25万元，其余以捐给当地村委会的名义捐出去。

　　“村委会的做法严重侵犯了台商的合法权益。国家三令五申保护台商的合法权益，倘若大家都这样只看自家的利益关系，台商谁还敢再来投资呢？”曾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