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辉：皇民化运动所见所闻

　　我1927年出生，1934年上学，这时日本统治台湾已有三十多年了。尽管日本殖民当局从侵占台湾的第一天起就开始推行奴化教育，特别是普及日语，但我的家庭还是在过道地台湾人的生活。母亲念的是私塾，她看中文，讲台湾话，她教我念三字经，朗诵唐诗。家中排满了二、三十年代大陆出版的小说。母亲不会讲普通话，她看中文，朗诵唐诗，都是用台湾话进行的。台湾话有文音、白音，朗诵唐诗是用文音，念起来很押韵。

　　我六周岁念公学校（台湾人念的小学校），虽不有日本人念的小学校，却已够日本化了。在学校里，讲日本话、写日本字、唱日本歌、演日本戏，学日本历史地理，过日本的节日。学校规定，经过神社要停下来敬礼，星期天要到神社扫地，天皇生日那天学校要发一块饼给每个学生。总之，在学校的活动一切都按日本人的规矩。唯独我作为学生代表参加的祭孔是按中国的礼数，穿中国的祭服，奏中国的礼乐，参加祭舞活动的学生每个人还能分到一斤左右猪肉。这样的日本氛围对我来说还是有影响的，我曾一度认为天皇还不错，还把乃木希典做为自己的偶像。（乃木希典：幼年贫穷，刻苦学习成为陆军中将。明治天皇逝世时切腹自杀）。

　　跟完全日本化的学校相比，台湾的社会仍然是台湾的、中国的。市场上讲的都是台湾话，偶而有福州话；早点有杏仁茶加油条、菜粽（包花生的粽子）、碗糕、咸稀饭等台湾小吃；街上尽是台湾木屐的咔啦咔啦声。一到晚上戏院演歌仔戏“山伯英台”、“陈三五娘”，特别是普度之夜有钱家里都在家演歌仔戏，庙里有布袋戏、傀儡戏，还有不知从那里飘来的扬琴“广东音乐”。唯有在电影院里放的日本电影，在“盛场”（当时台南有名的小吃街）三三二二的日本人在品尝台湾小吃才会使人感觉这里是日本的殖民地。那时，我在学校受日本人的教育，回到家里过台湾人，中国人的生活。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了战争的需要，日本殖民者强化对台湾的统治，推行皇民化运动，妄图消除台湾民众的祖国观念和灌输日本臣民思想。学校组织学生，时而拿着太阳诈欺，唱日本军歌，欢送日本军队，军夫到大陆打战；时而参加为庆祝某一战役胜利而举行的提灯游行；时而到神社祈求日本士兵“武运长久”；战争气氛逐渐弥漫全岛。

　　为逼使台湾人忘掉自己是从唐山来的台湾人，日本殖民者逼迫台湾人改用日本姓名。在我念小学五年级时，老师强行改掉全班同学的名字，但没有改姓。我的名字被老师改为“杨玉三郎”，不过没用多久就不用了。成绩单以及升学考试还是用原来的姓名。学校的台湾籍老师都没有改用日本姓名，后来我上二中，同年段150名同学也都没有人改。据说，一些公务员和医生改了，还有“国语家庭”改用日本姓名。台湾人改用日本姓名，我的印象是像一阵小阵雨，地刚有一点湿就雨过天晴了。

　　为了同化台湾人，让台湾人忘掉祖先，祖国，日本统治者还强迫台湾人用日本天照大神信仰取代世代相传的祖先崇拜，逼近台湾人把祖先神主拿掉，改拜天照大神。因为警察要到每个家庭检查执行情况，父母只好把祖先神主换成天照大神牌，但全家人一次都没有拜过。每逢中国人的节日，父母就把日本神牌拿掉，换成祖先神主，祭拜祖先，一切都按传统礼数。真是：殖民者有政策，台湾人有对策。

　　为了进一步拉笼，台湾知识分子，日本殖民者还设“国语家庭”，对全部使用日语和日本化生活方式的家庭进行奖赏。当时物质供应紧张，对日本人有特殊供应（如鱼、肉、蛋等），一般台湾人是没有的。日本人以“特殊供应”为诱饵，诱使台湾知识分子全盘日化。对此，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屑一顾。而且，在台湾家庭里，既有日本式风吕、便所、樶樶米，又穿和服、吃日本料理者廖廖无几，全岛会有多少“国语（日语）家庭”呢？可想而知。

　　这时，发生了一件我一生难忘的事。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大约一年三个月的一个星期天早晨，我睡过头，没有按规定到台南神社扫地。星期一我按往常一样背着书包上学。一踏进教室，只见老师拿着棍子站在讲台上，他一见是我，就叫我上讲台，并脱我裤子，不由分说毒打一顿，打得我蒙住了，好长时间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台南神社祀的是天皇的亲戚北白川官能久，1895年他以近卫师团中将师团长的身份，率日军用武力强占台北、台中，于曾文溪北岸，被台湾一无名义军战士刀割致重伤，在台南毙命。我不去扫地，分明是对他不敬对天皇不忠，难道不该挨打？我深深感受到二等国民的悲哀，什么“忠良臣民”、什么忠君（天皇）爱国（日本）统统被打得烟消雾散，变为过眼云烟。

　　1940年4月，我考进台南二中（现为台南一中）。当时台南二中（大多台湾人）和台南一中（大多日本人）的学生时常发生磨擦，甚至吵架、打架。我就此事请教高年级学生。他们说，这是日本人欺负台湾人引起的。接着说“二等国民”，讲了许多台湾人被欺负，毫无政治地位的事例。就说念书，日本人念小学校，台湾人念公学校；日本人的子弟都可念中学，台湾人的子弟多上不了中学（我考二中那年，报考八百多人，录取150人）；能念大学的台湾人更是屈指可数。台湾念不了书，当然就业就更难了。小学老师，有台湾人，日本人，但校长一定是日本人；中学、大学的老师都是日本人。台湾人很难进政府机关，就是进了，也只能担任低级职位和雇佣人员供日本人驱使而已。台湾知识分子毫无前途可言，只能做医生或律师等。我从他们的话里找到了我被挨打的深层原因，也从他们的话里了解到，是日本人对台湾人的民族差别歧视政策，压迫、欺侮、不公、不平才使台湾人无法认同日本人，也无法跟日本同化，成为皇民。

　　高年级同学还对我说，台湾是警察社会。警察无所不在且大权在握，管保甲、行政、户口、卫生、税捐，一句话什么都管。他们是日本人的走狗，四脚仔。果不其然，有一天日本警察又来到我们家的院子里。原来，跟我同一个院子里住一位福州人。日本警察对他的监督和控制比台湾人更加严厉，三天二天找他麻烦。这次训话比往日不同时间长、语气重、伤人、污辱人格，我在旁边实在听不下去，说了警察几句。日本警察老羞成怒，跟我大吵一场。父亲回家后听说这个事，吓得顾不上骂，赶紧买了许多礼品跑到派出所向警察赔礼道歉才含糊了结此事。

　　1941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这时日本兵源已涸辙，极需台湾人精神上成为日本人，为日本侵略战争充当炮灰。于是，强化对台湾人的控制和洗脑，下令禁演歌仔戏、高甲戏、布袋戏、傀儡戏，大放日本战争电影，演皇民戏、青年剧和纸芝居等，大唱日本军歌（有的军歌是台湾歌曲曲调填日本军歌词），宣扬日本精神、军威。

　　学校理所当然也要抓紧对学生的控制和洗脑，但有时不那么顺利，还会遭到同学们顽强的软抵制。正好前几年已有一位当年的日本老师在一篇文章中详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二中的一些情况，现将其摘录如下。当时刚从台北帝大毕业的日本老师写道：“……台南二中，台湾人占全校学生九成以上。对于那儿的特殊性，我并不感到惊讶，却有深刻的体验。那就是：一言蔽之，无论用什么形式，一个民族想要支配另一个民族既不应该也不可能的。我目睹了针对台湾人的疯狂同化政策，把人的本性摧残成这样，使我曾经厌恶自己是日本人。当时在学校内是严禁讲台湾话的，如果触犯这条规定要被退学。……在日本正沉醉于太平洋战争首战胜利的某日早会上，校长在讲述了当时新闻报道关于在大陆作战的一名勇敢的日本兵，为了夺取敌方的碉堡，把手伸进正在开火的机关枪的枪眼让它停火了”的报道后，问道。“怎么，你们也能有这样勇敢的行为吗？这时，全校800名学生一个不落的全部举起了手。那天的第一节课正好是我的课，于是我在教室里再次向班上的学生询问：“再问一次，真的认为自己能够把手伸进枪眼的人举起手来”。可能是我气势汹汹的样子使他们害怕，谁也没有举起手来。我一个劲儿地追问：“为什么说谎？”也没有任何人回答。我一边骂学生一边沉浸于无奈的悲伤中。

　　我知道，斥责学生毫无道理。在那个早会的气氛中，作为台湾学生如果不举手会是什么结果？举起手、说假话，是他们不得已的自卫手段，这一点，年轻的我其实是明白的。所以我生气了，强迫他们说谎的强大力量才是可憎的东西。

　　之后不久，就有一位学生在这一讲台上，运用精妙的三段论式把我置之死地。“先生，盛者必衰，荣枯盛衰是人世之常这句平家物语里的话是真理吗？”当他认真地这么问我的时候，我回答：“是的。”他又继续问道，“真理有例外吗？”我毫不犹豫的回答“没有。”于是他又问道：“那么日本有灭亡的时候吗？”啊！当时自己的困惑和狼狈相即使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仍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我从来没有那么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无用和渺小……。这是发生在二中和别班的真实的故事，而在我班上却发生了另外一件事。1942年秋天某日下午最后一节课，临近下课时，正在给我们上课的日本老师忽然谈起有一种糖，本来是红色的，含在嘴里就变成绿，再变成黄……说到这里，他话峰一转，“这就是支那人，支那人就是变来变去，毫无诚信的变色龙！”刹那间，他的话被全班同学的嘘声所淹没。他气急败坏，铁青着脸，声嘶力竭地喊叫：是谁，有种的站出来！没有人说话，没有人站起来，全班一潭死水。老师一筹莫展，留下“没有人承认不下课”，悻悻地走了。一小时、二小时，天暗了，到晚上九时许，还是没有人承认，老师无法只好让同学们回家。

　　1943年战争迫近台湾。二中学生被迫一面念书，一面拿假枪做防空演习、拿真枪进行军事演习，还要到海边挖战壕、筑工事，一去三天五天不回家，吃睡都在海边上。虽然很辛苦，大家心里却很高兴，因为摆脱“亡国奴”命运的日子已在眼前。

　　台湾人本来是不能当兵的。日本人一想到1895年武装占领台湾牺牲了4800人，负伤2.7万人，其伤亡人数比日军在此前甲午战争中伤亡人数多出将近一倍；一想到从日据初期到1915年整整打了20年的台湾农民抗日武装斗争，日本人仍然心有余悸，怎么敢把枪交给台湾人呢！但日本人已无兵可战，只能冒险让朝鲜人、台湾人当兵，于1942年在朝鲜、1943年在台湾实施特别志愿兵制。（台湾是1895年成为日本殖民地而朝鲜是15年后1910年被日本吞并）而在台南二中征召“学徒兵”是1944年。那时，日本人已知用常规打法无法取胜，准备改用非常规打法，如让飞行员和飞机一起冲撞、炸毁美军舰以挽回败局。校方明确告诉大家，这批学徒兵将成为特攻队队员，执行冲击美军舰的“光荣”任务。既然是志愿兵，形式上得自愿报名。自愿报名意味着成为学徒兵——特攻队——冲击美军舰——死亡；但如果不报名，厄运就在眼前，并还可能连累全家人。（当时莫明失踪时有发生，我们班上一位同学也失踪，迄今不知去向。）怎么办？唯一的办法是：设法让体格检查不合格。我把我的想法告诉要好的同学，希望他们设法平安规避灾难。这件事我自以为做得很小心，也许校方还是有所察觉，我的毕业评语竟然是“典型的支那人”。

　　体检后没过多久，战局忽然吃紧。第一天人们还在街上观看战斗机群在空中交战；第二天战斗机不见了，只见轰炸机一队队飞过去；第三天B12就把全岛第二大城市——台南炸毁了，顿时停水停电，学校停课，我家连夜疏散到老家——台南县大内乡。1945年3月我中学毕业；4月日本侵略者宣布实行征兵制，6月通知我到麻豆做征兵体检，因近视未被征入伍；8月日本宣布投降。

　　9月，我仍在大内就听说台北等地开始复仇了，台湾人四处殴打日本警察及做日本走狗的台籍警察。留在府城的同学告诉我，他们在轮流打日本老师。有的日本老师找到同学们说，希望你们能早一点打我，免得我天天提心吊胆，吃不下睡不着。10月国民党军队进驻台湾，台湾同胞唱着全台统一的欢迎歌：“台湾今日庆升平，仰首青天白日清。哈哈，到处欢迎；哈哈，到处欢声；六百万民同欢乐，壶浆箪食表欢迎！”热烈欢迎背纸伞、挑着行李的国军到来；这跟50年前日本侵略者到台湾时，台胞用枪炮大刀“欢迎”日本兵，形成多么鲜明的对比啊！日本人精心策划的皇民化运动，至此以彻底失败而告终。